叶青（1896—1990），原名任卓宣，字启彰，后以“叶青”的笔名著称，四川南充人。早年曾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一起组织和开展运动，曾担任过旅欧支部书记。后来，当他活着走出反革命的刑场之后，却开始积极，为充当了一个重量级的打手。在1949年1月公布的第二批战犯名单中，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列第57位，即最后一位。后逃往台湾。他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
叶青出身贫苦家庭，少年时在乡间私塾读书，后入南充县（今属南充市）县立中学（该校校长即张澜）学习，毕业后在小学教书，其间深受梁启超及《新青年》等影响，思想激进。1919年，在蔡元培等倡导的勤工俭学运动影响下，又得张澜的推荐，离川北上，考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为赴法国勤工俭学作准备。
1920年，在张澜的资助下，任卓宣赴法，先在里昂附近的一家钢铁工厂当学徒，后在巴黎近郊的一家工厂做技工。其间，他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状况，又接触到大量思想学说，思想逐渐由实业救国转到无政府主义乃至社会主义。1922年，他与周恩来、陈延年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并创办《少年》。不久，他又加入法国，同时成为由“少共”改名的中国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成员，并加入了旅欧的组织。旅欧总支部成立后，他正式转为党员，并是该支部的负责人之一，负责宣传事宜，与周恩来等办报刊（《赤光》等），写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5年中国国内发生“五卅”运动，任卓宣在法国组织同胞进行声援。6月21日，他带领百余名华人冲击中国驻法使馆，遭到法国当局的，最后有30多名中国留学生被驱逐出境，作为谈判总代表的任卓宣及其他二十余人被捕入狱。四个月后，任卓宣出狱，并被驱逐出境。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柏林前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到莫斯科后不久，旅莫支部成立，任卓宣是其中的负责人之一，也即中山大学支部的负责人。由于他曾在法国担任过支部负责人，有相应的工作经历，就由他依照前例，建立了支部。可是他又效仿国内的陈独秀在支部内实行家长制，支委俞秀松等皆形同虚设。1925年冬，当王明等来到学校后，矛盾自然升级，王明曾与任卓宣展开辩论（即“教务派”和“党务派”之间的辩论），嘴上强过任卓宣的王明初露锋芒，使得支部被迫解散。
1926年底，任卓宣奉命回国。由于他的特殊经历，他很快在党内受到重用。他先在广东区委任宣传部部长，继任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27年末，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任卓宣被调到湖南，担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并负责在长沙一带领导开展革命活动。是年冬，因叛徒出卖，他被湖南当局在“清共”运动中逮捕，继而被判处死刑。
一天午后，当局枪决“共党要犯”，有10人从狱中被提出，任卓宣是其中的第七人。至刑场，10人依次排列，随即枪声大作，10人陆续倒地。任卓宣呢？枪声过后，他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撞击在地不能动弹，接着又是几声枪响掠过耳际。倒在地上的任卓宣这时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没有死，补他一枪。”结果枪声响后，仍没有击中任卓宣的要害（一眼被击穿）。此时行刑者已撤离刑场，而任卓宣则已昏死过去。
是夜，天降大雪，任卓宣被寒冷所激醒。突然，听到有人说：“你还没有死吗？”任答道：“没死，请你补一枪吧。”那人又说：“我并非官家人，我是来‘剥鬼皮’（即剥死人身上衣服）的，我可以救你，你家在哪里呢？”任卓宣听了，连忙说：“我家在四川，在长沙还有一个表妹。”说罢，那人挽起任卓宣，急急离开刑场，就近送到一个农民家中。此后，得到通知的表妹把受伤的任卓宣送进长沙的湘雅医院。这所医院是外国教会开办的，虽然知道病人的来历，但为了“救死扶伤”，仍予以尽心医治。这就是当年“清共”在长沙留下的一个奇闻：两次枪毙，有一名人居然还能死里逃生。
任卓宣在长沙湘雅医院调养期间，正是“左”倾盲动错误大行其道的时候，任卓宣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仍然在党内负责，还相继领导了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的暴动。不久，他又被湖南当局发现，再次被捕入狱。奇怪的是，任卓宣第二次被捕后，却没有了先前的英勇和壮烈，这次他告别了，走到了的对立面。他对长沙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我在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
什么“新生”呢？左国雍介绍他为进驻湖南的川军第二十师少校政治教官。任欣然赴任，开始成为专门训练干部的一名政治教官。历史上向来有“早死一年是好人，晚死一年是坏人”的俏皮话——设若任卓宣此前死在刑场，则当然成就了他烈士的英名；偏偏造化弄人（当然是他自己在思想上和灵魂上发生了剧变），此后“叶青”就以叛徒二字铁板钉钉，被牢牢钉在史册上。
1928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的通告，通告中揭露了几个叛徒的叛变事实，即“李涤生、任卓宣、符向一等为敌人卖党捕同志破获机关的侦缉工作”。
《郑超麟回忆录》一书中也提及“清共”运动中“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异的命运”。郑超麟回忆：
“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他是属于中国旧小说常写的一种典型，朱买臣式人物：一个穷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渐渐得到巨眼者赏识，遂飞黄腾达起来，于是忘记了而且贱视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朱买臣报了怨后，结果成了一个赃官。当代的‘朱买臣’，有许多走到革命来的，他们不过视革命为飞黄腾达的捷径。我常遇见这种人物，他们靠不住的居多。”
“任卓宣是个老同志，‘少年’发起人之一，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旅欧支部书记，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实，以致我把他看作同世炎、延年、若飞等一个经典人物。过去党内并非没有叛徒，几次大案多是内奸造成的，他们或是敌人埋伏的奸细，或是自己变节。我们都视这些内奸为投机分子，本与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类。任卓宣是我认为同族类之中第一个叛党的。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来的报告。陈独秀表示气愤，他说：‘卓宣绝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两面，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言论、行事，视卓宣为与我们这批工作者一个样的。老头子绝不怀疑我们之中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不幸，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
中国革命队伍中，像任卓宣这样的人，并非绝无仅有，他们是如何“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是否有什么不能言说的苦衷？笔者多年查询此一关节，终于在吴福辉先生《沙汀传》一书的“辛垦书店”一节中找到了答案。
近代中国出版史上著名的“红色书店”之一——辛垦书店，曾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作出过显著的贡献。这家书店是1927年3月由四川人杨伯恺等创办的。杨和任卓宣的经历相似，他们都有赴法勤工俭学和组建旅欧党团的共同经历，彼时实施“清共”，重庆地委和四川省委遭到的破坏，杨在出席五大之后，偕夫人危淑媛潜入上海，随即创办了辛垦书店，同时担任文化支部书记。叶青当时也是该书店的成员之一，并被聘为总编辑。叶青的“学者”生涯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吴福辉的《沙汀传》在“辛垦书店”一节中，对其有如下的记述：
“青锋（任卓宣的一个笔名，是其返回四川后使用的，当时他创办《科学思想》，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到上海后改名叶青，在大兴坊（辛垦书店所在地） 与‘辛垦’同事会面。他倒很坦率，讲述了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过：第一次被捕后枪决，未击中要害，被群众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后自首。但他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信联络。然后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
在湖南军阀向时俊开办的军官训练班做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教官之后，叶青回到故乡，其“自称今后当脱离政治生活……效陶渊明之隐居，长为农夫以没世”。可是，他真的能耐得住寂寞吗？不久，叶青到了成都，给自己的师长、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当时正在主持四川大学）做秘书（一说依靠刘湘任成都大学图书馆主任）。他创办了《科学思想》旬刊，以“不再盲目地相信主义”为名，意欲“继续和完成‘戊戌’‘五四’以来思想界底破坏和建设——思想革命到底”。至1930年，叶青得友人之邀，遂赴上海加入辛垦书店，从事编辑和著译。
《沙汀传》中说：当时，辛垦书店的几名发起人得知即将加盟的“青锋”是叛徒时，都表示反对，但杨伯恺解释说：“青锋”来沪一事，是经四川省委点头的。这样，辛垦书店的几名发起人才勉强答应。《沙汀传》中说：“从此，叶青加入辛垦书店。他在住处整天伏案写作，身边带来个南充青年周绍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叶青无论吃肉吃菜，都要求与饭一锅煮。对生活要求之简，连崇拜他的周绍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为大兴坊人们谈笑的话柄，称其为‘老夫子’。叶青很快交出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他论著，他的学问是明显高出别人一筹的。‘辛垦’没有正式编辑，叶青来后，成了书店的总编辑。”
此后，由于辛垦书店出版了一批进步的图书（还发行《二十世纪》 《研究与批判》等杂志，均由叶青主编），在社会上也有了一些名声。
1932年8月，正在开展“文化围剿”的当局派遣“复兴社”特务在上海大肆搜查和捣毁进步书店，压迫出版界。“北新”“良友”等进步书店先后遭殃，杨伯恺忧惧“辛垦”也会受到查封，便对沙汀、任白戈说，想请叶青去与周佛海拉关系，但两人当即表示反对，此事遂罢。后来叶青还是到南京去找过周佛海，彼时周是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文化方面的事。经过周的调停，“辛垦”遂暂时无虞。不过，书店内部却产生了矛盾：任白戈、沙汀等决定脱离“辛垦”，而当时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文化总同盟书记的周扬也支持他们离去。杨伯恺一再挽留，最后建议他们与叶青去谈谈。
“叶青这时单独住一栋弄堂屋子，将南充的弟弟妹妹接来帮他料理生活。他比起刚到上海时阔气多了。到了约定的时间，任白戈未到。叶青见了沙汀，口若悬河，大谈书店前途，似乎‘北新’‘开明’也不在眼里。沙汀问他去南京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懂得问话的用意，却狡辩道：‘那是有人介绍我一位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随即谈自己如何满意，单等对方毕业后结婚，现在双方通信，讨论治学，将来准备也出本《两地书》，连结婚的费用也可解决……这家伙越说越得意，冷不防沙汀蹦起来，说了句粗话，嚷道：‘你可真会打算盘！’不管杨伯恺的阻拦，直冲下楼去了。叶的兄弟见势连呼：‘哎，咋就走啦？’只看到沙汀一个气冲冲的背影。他从此脱离了辛垦书店。”
针对辛垦书店派叶青打入的文化圈子中，并与之周旋和联系的情节，辛垦书店董事长陈离回忆说：“不料陈立夫、康泽等对叶青用金钱、美女的手段，暗中收买，除利诱外，并介绍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毕业生尉淑秋给叶青做老婆。尉是一个典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女子，叶青在书店里每月只有20元的工资收入，如何能满足她的需要。这更加加速叶青的走入迷途。一开始杨伯恺因读者纷纷来信指责，发现叶青的作品里面有不对头的地方，心知有异，还想帮助他，冀其悔悟，向好的方面转变，因此对叶青特别迁就。任白戈、沙汀对此看不惯，认为近于妥协，所以对杨伯恺也有了意见。后来叶青终于投靠了政府……”
以上是难得的对叛变后的叶青的文字描写。由此，我们似乎能得出一个粗浅的印象：叶青的叛变，尚不是彻底与中国革命分道扬镳，其间还有一个灰色地带（当时的确有许多这样的人）。
对于叛变后的叶青，特别是针对他从创办《科学思想》到在上海从事文案工作时的表现，此前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在叙述中都是说他“打着‘思想革命到底’的旗号，宣传‘托派’理论”云云。为什么指认叶青是中国的“托派”？这要具体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以及此后“宏大叙事”中的特别表达来看。至于如今，“托派”案已经重新解读了，换言之，且勿论“托派”的是是非非，即以叶青而论，他果真是一个“托派分子”吗？真正“托派”且以此感到自豪的郑超麟却不把叶青视为自己人。
至于叶青自己，也否认自己是“托派”。抗战爆发后，在武汉有几起关于“托派”的著名诉讼案，中央长江局王明等指认陈独秀等是“托派”“汉奸”，把叶青也列了进去。为此，叶青还聘请律师登报予以澄清，后不了了之。
叶青是1939年才由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和潘公展介绍重新加入的，当然，这个与此前国共合作时的已经大不一样了。1927年实施“清共”后的中国思想界，叶青表现得异常活跃。在突出的哲学论战中，就有所谓“新康德主义”的张东荪与叶青之间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不过，在左翼学者看来，两人的实质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并且是实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左翼学者对论战的双方都进行了批判。由于叶青“托派”的名声在外，辛垦书店和《二十世纪》承受不起一次接一次的压力，叶青只好退出，另与郑学稼等组成“真理出版社”。
其实，叶青之所以色彩驳杂，不外是他的与当时其他的人士的著作（多系武断和粗制滥造的宣传品）不同，即他号称自己是一个“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如其后来所言，他从事的，“是从学术上着眼”的），形式上又是所谓“不反之反”。
叶青此前是喝过洋墨水的重要理论干部，专门学习和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文也不似他人，即标榜“科学的、批判的、综合的理论”，他并不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是号称“中国虽不需要，但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等，仍可单独地成为一种学术思想，加以研究和运用”，并且动辄拾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加以旁征博引，不惜文章佶屈聱牙，让人看了昏昏沉沉。
在人们尚不能很好地辨别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时，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还没有凸显之时，叶青在中国思想界的出现带来了一点暧昧和吊诡。就在20世纪30年代的理论热潮之中，很多人还误以为他就是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者，这不仅是因为他提出了许多貌似“学术”的问题，又有所“创新”，还因为他以其译著数量庞大而吓人不轻（另有《〈费尔巴哈论纲〉研究》 《论理学问题》 《为发展新哲学而战》 《救国哲学》等大批哲学著作）。
“的马克思主义者”叶青，到了抗战时期，索性成为了“理论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1月，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并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在《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指出：“今后本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之后方，尤应格外的注意。”会后遂有“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宣传潮流，其中叶青的言论最为突出。
叶青在五届五中全会之后创办了一个专门研究“”的理论刊物《时代思潮》。在这个刊物周围，他召集一些人发起了所谓“研究及文化运动”，而当时以“”为旗号发起的高潮也是以他的理论为核心的。叶青也达到了他一生理论的巅峰时期。他先后发表了《的创造性》《的时代性》 《的革命性》《的阶段性》等文章和《民生主义真解》 《与社会主义者论中国革命》 《与社会主义》等，并编有《国父哲学言论辑解》等。他在《我怎样做底理论事业》一文中明白无误地宣布：
“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底主张置之不理，反之，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从而作为它底基础的之不合于中国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么来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的主义，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这就舍莫属了。于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转到建设性的研究来。因此，我决定研究。”
叶青的理论迅即遭到领导人和延安理论界人士的批判。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反投降提纲》报告中说：“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而且也是反对真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或中间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其中以所谓‘国情’论与‘统一’论之武断的叫唤为最嚣张。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与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合适国情的假与假，而与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
叶青等打着“”的旗号向实施诬蔑和进攻，引起等理论人士的高度关注。在的《反投降提纲》报告发表后，张闻天的《拥护真反对假》、王稼祥的《关于与》、陈伯达的《论者对关系的几个问题》、艾思奇的《关于的认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就是取消主义》等文章相继发表，形成了延安理论界对叶青等人的批判高潮。1940年1月，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旧、真假“”以及“”与“”的关系作了更为具体的阐述，从而清算了叶青的所谓“”思想。
有意思的是，也是因叶青的一个偶然的因素，关于“思想”这一提法似是水到渠成地提了出来。原来，1941年，叶青在读了的《论持久战》 《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文章之后，在重庆出版的《抗战与文化》杂志撰写读后感，文章中率先提出了一个概念——“主义”。当然，叶青想说“主义”是所谓“中国的农民主义”，即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一个再版”，攻击“主义”脱旧胎于传统农民起义。
1942年2月18日，延安理论家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和掌握同志的理论和策略》一文，驳斥叶青说：“主义绝不是什么农民主义，洪秀全主义，它是20世纪的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科学武器，也是真正的的发扬者和执行者。”张如心接着叶青的说法，提出“主义”，后来又由王稼祥等修订为“思想”。到了七大，在报告中正式提出“思想”。
1940年，叶青受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邀请，赴江西参与指导“文化运动”，并在国立中正大学任教和创办“研究会”，影响达于周边诸省，受到蒋介石的赏识。1942年，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战时青年训导团主任康泽分别电邀其返回重庆，加强“文化运动”。在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和表扬之后，他发起成立“中国学会”。此后，他又相继担任了中央党部专门委员、中央组织部研究室主任、战时青年训导团研究室主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中央干部学校教授、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晚年的叶青著文回顾了自己叛变和的经历，是为《我为什么？》，他述及自己当年从欧洲回国之后：“一面参加底工作，一面也参加底工作。后来因清党，自然脱离了。由于实行盲动主义，盲动底结果，大批党员被捕，甚至被杀，也自然脱离了。我也是这样。”
他还说：“我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从前在法国赞成社会主义，加入，是为了参加劳动，同情工人，乃基于局部的事实。现在知识广，经验多，了解中国底历史趋势，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实，自然根据中国需要，从事了。”
这段说辞由所谓“德高望重”的“元老”“专家”甚或“教父”叶青说出，自是堂而皇之。而按照叶青自己的划分，他的可大致分为“哲学、思想”和“政治、实际”两类。前者，是指在哲学和思想领域通过著述来从事；后者，则是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他的得意之作是抗战前夕针对要求停止内战的口号针锋相对地提出所谓“统一救国”。他后来回忆和表功说：
“大概是在二十五六年间（即1937年前后），推行‘人民阵线’运动，因而有‘救国会’之崛起。……当时底口号是‘联合抗日’，不好反对。而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不利于国军。于是我主张发表宣言，展开‘统一救国’。这是不能反对的，但又有损于，因其要将‘边区’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也。潘公展（C C系骨干，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 大为赞成，在上海发起‘统一救国’十万人签名运动。他办有《文化建设》月刊，我告其主编樊仲云，即出版一个‘统一救国’专号，以压倒上海日渐流行的‘联合抗日’口号。他深以为然，遂发信征稿。”
叶青这种迎合“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论调迅即遭到当时左翼阵营的猛烈批驳，甚者指控其为“托洛茨基派”“日本警犬”“民族败类”等。方面也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相反，叶青却因“有功”获得蒋介石的关注和赏识。当时蒋介石、汪精卫、陈诚等高层人物先后接见了他。叶青多年后仍有受宠若惊之感，他回忆说：
“据说反对我的事引起了当时蒋委员长底注意。中国人这样多，为什么独怕叶青呢？因此想看我为（是） 何（如） 人。”
此后，叶青把自己牢牢地绑在的战车上，不遗余力地为鼓气打气，在国共内战中充当内战的急先锋。他除了不断著文为的“戡乱”献计献策之外，还曾发起针对政协会议的“宪法促成会”等，甚至亲自组织（自称是“主战派”）。
1948年底淮海战役之际，时任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叶青提议在南京举行十万群众的“大”，“以支持徐州底将士”，又赴各地“劳军”和发表演说（组织巡回讲演团），出版书刊（《问题》 《问题》《中国目前的变化及其出路》 《为谁而战》《新路线》等），无奈已经分崩离析、大势已去，尽管叶青为操碎了心、出尽了力，所谓“一心，不计其他；只知谋国，不管己事”，甚至母丧不归，也没有办法挽回颓势。
1949年，不得已引退回乡的蒋介石在奉化溪口会见了叶青，并问策于叶青。叶青回忆说：“我当详陈戡乱失败之故，以为是实行不够、不快、发生毛病所致。总统以为然，要我写出来。”7月，叶青受命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旋即代理部长，所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叶青为困兽犹斗的拼命打气。他奔波于西南，指导所谓宣传业务、剖析对时局的看法等，号召开辟“第二战场”和“经济战”“思想战”，“重振北伐精神”，组织“远东国际”，等等，以鼓舞早已瘪空了的士气。
1950年春，叶青由海口到台北。他是最后一批抵台的干将。叶青因无颜面对“”不利的指责，辞去了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转而任教于一所的“政工干部学校”。不过，蒋介石仍然非常器重他，授命其为“总裁办公室”下的设计委员会委员、党务顾问、训练委员会委员，叶青以自己的使命是“写作和讲演”为由，未予接受。如其所自述，叶青在台湾的主要活动就是从事的写作和讲演。
叶青晚年苦心经营他此前在大陆创办的一个书店——“帕米尔书店”。这家书店在台湾复业后，专事出版书刊（如《政治评论》半月刊）。叶青自己更是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的研究和的书稿、文章。后来结集成的《思想批判》一书，就是他为向大陆广播而撰写的广播稿。除此以外还有《新民主主义批判》 《中国向何处去》 《批判》 《“土地改革”批判》 《阶级斗争批判》 《马克思政治思想批判》 《理论批判大纲》 《马克思哲学思想批判》 《马克思主义批判》等等。
当时，大凡中国台湾及四周的国家和地区的报刊等，如台北的《民族报》 《中华日报·思潮》 《战斗周报》及马尼拉的《大中华日报·思想》等，均由其操笔主持；至于讲演，叶青可谓“劳碌”，台北乃至环岛以及“冷战”开始时中国周边建立的所谓“亚洲联盟”“世界联盟”等组织，皆有他的声音，其讲演内容也不外是“国父遗教大纲”和所谓“匪党理论批判”，这些讲稿又分别被列为台湾军方各军事学校的政治教材。
叶青的“批判”，堪称蔚为大观的文字。在《思想批判》一书中，就所谓“”“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性质等，叶青对展开了系统的“批判”。之所以专对于，是因为叶青认为内部没有称得上有“理论”的人，如王明只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身后的“一个黄口小儿”；而呢，叶青说：“自从《论新阶段》出版以后，我对的看法比较不同。他的‘马克思主义底中国化’问题之提出，证明他懂得一些理论。那时他叫出‘学习’底口号，想‘认真学习一点东西’。两年以后，看见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两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觉得他有相当的进步。”于是，“我对于，从此遂把他作理论家看待了”。
叶青从来都是自居为“理论家”的，如今他把政治家也称为“理论家”，这不是恭维，是觉得自身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论敌。
晚年的叶青在《我经验底总结》一文中总结道：“我约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在武汉、在重庆、在南京上海广州、在台北五期……的文和书并不算少，也可说相当多。至于讲演和讲课之关于者，同样如此。可以说，用笔墨唇舌，在中国究竟有几人如此，而且又历时四十五年未尝停止或间断呢？”这就是“理论家”叶青的自供状了。所谓坚持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实在堪称是20世纪之第一人，也是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了。
叶青退休时，曾获蒋介石颁发的“云麾勋章”。叶青七十大寿时，台湾当局在台北的“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他举行了签名祝寿活动，到场者三千余人，蒋介石送来寿匾，名流显要如张群、何应钦、白崇禧、谷正纲、盛世才、叶公超、毛子水等都到场为之祝寿，礼堂挂满了屏联、书画和诗词。曾任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在祝寿诗中直书：“名以叶青显，文因多。”可谓概括了叶青的一生。
晚年叶青的著作和传记，大多是在他创办和主持的“帕米尔书店”出版的，那些所谓“评传”，其内容不外是颂扬其“先锋”“斗士”的“光荣历史”。不过，对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包括担任领导人及其叛变的经过，或者语焉不详、几笔带过，或者干脆只字不提，似是欲彻底把这一段历史抹去。
其实，这也不是没理由的。就在1962年台湾那场著名的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中，以“大嘴”著称的李敖在与论敌笔战时，毫不客气地揭穿任卓宣（叶青）、郑学稼等的老底，说他们早年参加过，是的叛徒，并且在文章中暗示他们的思想、思路和理论背景实际上都来源于早年他们的历史，而其文字，不外是他们“前期快感”的体现。因此有的人觉得：在彼时的“冷战”和台湾的形势和情势之下，这样的指控，其实是非常有杀伤力的，这或许就是叶青处此之势，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并且拼命撰写文字的原因之一。叶青一生，著述出版达110部，文章250余篇，文字总计可达20余万字，可谓“著述等身”。
叶青虽然叛变了，不过有一条，他似乎还留有的痕迹，那就是他终其一生，以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而著称，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哲学、思想”和“政治、实际”上。
